论语
论语是四书五经之一，是儒家著作之一。记载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语录体散文。全书共二十篇，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教导世人立身行孝，为学、卫道成大孝——治理天下，以定天下之平安祥和。，《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论语》是有关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西汉末安昌侯张禹根据《鲁论》并参考《齐论》编出定本，号为《张侯论》。东汉末，郑玄以该本为依据，参考《齐论》、《古论》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东汉末列为七经之一。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将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2014年3月25日，《论语》当选“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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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炼丹，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答子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如何做人
《论语》从文学角度上看价值不高，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正直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头。 仁德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修养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几句关于做人的语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人格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其五，君子不党。孔子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应该做到“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还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治国安邦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2、治国的前提在于君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3、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4、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总之，论语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流传
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记录和传文编辑而成，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 西汉是流传有《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三种抄本。西汉末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合《鲁论》《齐论》为一，称“张侯论”。 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子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汉族， 在家族中年龄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老二，春秋时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其父叔梁纥，其母颜氏名徵在。孔子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文学家。他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粮仓）与乘田（管理牲畜）。他虽然生活贫苦，但好学上进善于取法他人，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于他知识渊博，开始授徒讲学，是私人讲学之风的开创者，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下移，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孔子生平
孔丘，孔姓，名丘，字仲尼。祖籍河南商丘夏邑县，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申时（儒略历西元前551年 10月4日，以今格里历则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生辰八字为庚戌年、乙酉月、庚子日、甲申时）在山东曲阜降生，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原籍河南商丘，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后来宋国人孔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hé）。孔子其七世祖先然父嘉在宫廷内乱中被华督所杀（存疑），其子木金父为避难逃到鲁国邹邑，从此以后木金父以其父亲的字为孔我氏。相传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的《论语》。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后世称为“孔孟”。孔孟两者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
贵族出身
孔子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代，是商朝的宗室。武王伐纣建立周朝， 为安抚商朝的贵族，封于亳，国号宋，即宋国，所以是殷商的贵族后裔。 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建有微子祠。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 微仲去世后，子宋公稽继立；宋公稽去世后，子丁公申继立。宋丁公去世后，子湣公共继立。宋湣公去世后，弟炀公熙自立，太子弗父何不得立。于是弗父何之弟公子鲋祀杀炀公，欲立弗父何，弗父何拒之，于是公子鲋祀成为国君，是为宋厉公。弗父何成为正卿。 弗父何死，子宋父周立；宋父周死，世子胜继立，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事宋国戴、武、宣三位国君，以恭敬著称，“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俯“。正考父尝朝周，取回《商颂》，进行了一些整理，补充了在宋国已经亡失的篇章。 正考父死，子孔父嘉继立。孔父嘉事宋穆公。穆公临死前，不立己子公子冯，而立兄子公子与夷，以报兄长宣公让国之恩。去世前遗命孔父嘉辅佐与夷（宋殇公）。孔父嘉事殇公与夷，屡次对郑、卫等国作战，但多以失败告终，引起国人不满。孔父嘉有妻十分貌美，引起另一主政大夫华父督的垂涎。于是华父督借国人不满，发动兵变，杀掉了孔父嘉与宋殇公。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到鲁国，从此孔家成为鲁国人。 木金父生祈父睾夷，祈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为孔子的父亲，是鲁国著名的武士。前563年晋国荀莹率十一国联军进攻小国逼阳（今山东枣庄市中区），逼阳诈降，联军入城后即降下城门准备袭击联军，而此时叔梁纥则进前托住城门，使联军安然退出逼阳。孟献子称赞他：“《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
圣人降世
叔梁纥正妻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妾生长子孟皮，但孟皮有足疾，不能为嗣，于是叔梁纥求于颜氏。颜氏有三女，且欲与叔梁纥为婚，但又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两长女皆不愿，唯小女颜征在愿嫁叔梁纥。 颜征在时年十八，而叔梁纥已经七十二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周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八月孔子降生。孔子生而头上圩顶，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山，故名“丘”。
杂谈
命名
《论语》与《中庸》、《孟子》、《大学》合称“四书”又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四书五经”。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由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表达的有关于“论语”的观点可知他认为“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语可论者”——《论语》之名义 陈科华 《论语》作为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本其名义到底所指为何，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有： （1）班固：《汉书·艺文志》：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2）刘向：《别录》： “《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 （3）刘熙：《释名·释典艺》： “《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4）何异孙：《十一经问对》： “《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编著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后经出土文献证明并非伪书，详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因此可以认为琴牢和琴张应该是同一个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版本和真伪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候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采获所安”，号为《张候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候论》。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由认为出于王肃之手。这一官司我们且不去管它。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论语注》以《张候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我们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候论》。于是怀疑《论语》的人便在这里抓住它作话柄。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如果我们要研究孔子，仍然只能以《论语》为最可信赖的材料。无论如何，《论语》的成书要在《左传》之前，我很同意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公山章》）的主张，我们应该相信论语来补充《左传》，不应该根据《左传》来怀疑《论语》。至于崔述于后代的封建道德作为标准，以此来范围孔子，来测量《论语》的真伪，纯驳，更是不公平和不客观的。
注释书籍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的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年）《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的何晏《集解》，宋人邢昺（932—1010年，《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年），《清史稿》有传）《经义考》，纪盷（1724—1805年）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550左右—630年左右）。《新唐书》对他的生卒年并没有明确记载，此由《册府元龟》卷九十七推而估计之）《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7、钱逊《论语浅解》。 8、冯梦龙《论语指月》。
